“找我爸，找我媽擺平。”有孩子回答，這讓她有些失望。

　　從2013年開始，王家娟一直對青少年犯罪情況進行調研，在一個學校，有學生組織成“青龍幫”“虎頭會”的學生幫派，成員基本上是富二代。一次，“青龍幫”成員到“虎頭會”成員的寢室，把對方打得頭破血流。王家娟得知后找到學校詢問情況，學校卻回答“沒事，學生就破了點皮”。學校也沒有給公安機關也沒有報案，雙方就私了了。

　　反方：不降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，但不“放羊”

　　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、教授宋英輝：

　　不主張降低14周歲這一刑事責任年齡。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多數還是家庭和社會環境造成的，不是他本身的原因。如果這些孩子換一個環境就是很好的孩子，所以隨意降低年齡，把家庭和社會的責任讓未成年人承擔有點不公平。

　　從醫學角度，他也給出理由，有大量的醫學、影像學證明，事實上真正成熟的人是在20~26歲之間，所以未成年人情緒控制和行為控制的能力跟成年人不一樣，有時候控制不了自己。另外，他的認知能力不足，這種情況下簡單的加重刑罰懲罰的方式解決不了根本問題。

　　不過，他認為以上兩點理由并不是最重要的。他最擔心的是，未成年人出現問題之后，社會對他們干預方式是非專業的，簡單用處罰方式對待這些孩子，讓他們的人格形成、再融入社會和正常人際關系交往都可能會形成障礙，甚至會形成反社會的傾向。

　　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給他定罪，不是不管他。如果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教育矯正體系，民眾對降低責任年齡的呼聲也不會這么高，管束的時間可以更長，比如定罪3年，管束時間可能達到5年或者6年，甚至更長時間，直到把他矯正好為止。

　　處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機構一定要專業，比如探討設立專門的少年警務機構。

　　如果機構不專業，光降低犯罪，不僅不能有效控制犯罪，而且可能制造出更多的嚴重的犯罪行為，辦案的效果有時候是相反的。

　　宋英輝觀察到一個現象，北京的檢察機關做了相關統計，違法犯罪的孩子勸退率在60%，勸退之后的復學率是23%。勸退之后大部分孩子不能上學，小孩兒不能讀書。那么問題就來了，越不能讀書，他們的重復犯罪率就會越高，學校是教育人的地方，不能無緣無故的把學生勸退或者開除，實在管不了的孩子，可以進入專門學校或者其他機構，但不能把他推到社會上。

　　“我們跑了十幾所工讀學校，很多人反映學校里面有25%的學生，完全是被邊緣化，因為他們對教學的課程不感興趣，這個要變不了，教育失敗將來可能會越來越嚴重。”他提出更深層次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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